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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       名 :
著       者 :
出  版  社 :
I  S  B  N:
出版时间 :
我的奋斗 1 父亲的葬礼
  • ISBN:
    9787549576302
  • 作      者:
    [挪威]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 译 林后
  • 出 版 社 :
  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  • 出版日期:
    2016-01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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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特色
  他是儿子、兄弟、朋友、爱人、父亲,但重要的身份是作家。  他讲述了寒冬、家人、新年、文学、音乐、酒精,还有死亡。  他是故事的主角和缔造者,书写的是生活本身。  “这是一场战争,不是史诗般的英雄战争,却是那种无法与之对抗的战争。”  各国评论家、作家、读者热烈讨论,作者家人多次要求他停笔。  克瑙斯高以“近乎疯魔的能量”来完成全书。一部充满美学力量的革命性文学巨作。真实到不得不怀疑它的真实性。  欧美知名作家莉迪亚·戴维斯、扎迪·史密斯、杰弗里·尤金尼德斯、乔纳森·勒瑟姆,书评人詹姆斯·伍德等纷纷表示读《我的奋斗》成瘾。  《纽约时报》书评人德怀特·加纳称“像得了疟疾”般沉迷于《我的奋斗》,忘了遛狗,不回邮件,顾不上洗碗。  2009挪威文学评论奖  2009布拉哥文学奖  2010北欧理事会文学奖  2010都柏林文学奖长名单  2013《独立报》外国小说奖长名单  2013《卫报》十佳超级长篇小说  2014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 2015德国《世界报》文学奖
作者简介
  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(Karl Ove Knausgrd),1968年生于挪威奥斯陆。1998年以首部小说《出离世界》(Ute av verden)获得挪威文学评论奖,2004年第二部小说《万物皆有时》(En tid for alt)又获得北欧文学奖。2009年至2011年间,克瑙斯高出版了六卷本自传小说《我的奋斗》(Min Kamp),获得挪威蕞高文学奖项布拉哥文学奖。在挪威,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《我的奋斗》。知名作家莉迪亚·戴维斯、扎迪·史密斯、杰弗里·尤金尼德斯、乔纳森·勒瑟姆等也表示读《我的奋斗》成瘾,迫不及待地一本接一本读下去。2015年9月,克瑙斯高获得德国《世界报》文学奖(Welt-Literaturpreis,2014年得主是村上春树)。另著有随笔集《在秋天》(Om h?sten,2015年)。  林后,生于成都,长在重庆,职大教师。1987年旅居挪威至今,从事双语教师多年,之后在奥斯陆人民大学任教十余年。现居家从事翻译和写作。已出版译作《挪威民间故事选》。
内容介绍
  “对心脏而言,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: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,然后停下。”  挪威作家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的六卷本自传小说《我的奋斗》与希特勒的野心无关,而是作者四十多年成长与生活的自述,六卷主题分别为死亡、爱情、童年、工作、梦想、思考。书中用流水笔调记叙平凡生活,直白坦诚,有着“自虐般的真实和琐碎”,又善于在日常细节中呈现动人的敏感。《纽约客》书评人詹姆斯·伍德称他的书“有种让人读了停不下来的魔力”。本书是第一部,描写作者或这个名为“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”的人成长期间与父亲的紧张关系,并以父亲的突然去世贯串全书。开篇毫不避讳地描写肉体死亡过程,在大段触目惊心的文字后突然一转,克瑙斯高只是个在城里上学,早恋,喝酒抽烟,热爱音乐与写作,表面上与每个人并无二致的普通人。然而日常生活原本就充满了无数的冲突与挣扎,即使死亡登场也无法缓解。  克瑙斯高自称用“一种近乎疯魔的能量”来完成全书。《我的奋斗》虽然是自传,却充满艺术、道德与技巧上的大胆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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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书摘
  对心脏而言,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: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,然后停下。早晚会有那么一天,这个扑通扑通的、有节律的心脏搏动会自动终结。这时候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、最薄弱的部位,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块。从外观上看,它像是在逐渐变得苍白的肌肤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。与此同时体温下降,四肢变得僵硬,腹内的肠肠肚肚一泻而空。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,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,它是以一种确信的、几乎像是按着一种仪式的程序来走过的。仿佛生命的章节是遵循着某种固有的法则行事,是在履行一项“君子协定”。也就是在此之后,死亡随即登场。死亡总是在等待生命退却之后,才开始对这片新领地的侵入与占领。这是一种毫无余地、无可挽回地进行着的讨还。伴随着产生的极度高热,细菌病毒开始在躯体内部扩散,其势不可阻挡。若它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,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,但现在环绕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,它们只需持续不断地向湿润、幽暗的地区纵深发展。这支入侵大军进入哈弗斯骨管,穿过肠腺,进驻胰岛,再插入鲍氏囊,途经克拉克柱,进入中脑黑质,最后抵达心脏。它以一种尚未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继续存在着。整个结构已完全被从内部蚀空掏尽,其间含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。人们可以想象,这仿佛是一个在眨眼间工人们全都撤离得干干净净的建筑工地。所有的车辆一动不动,车灯黄色的光线投向树林的幽暗中,简易工房里空无一人。依山的斜坡路上,挂在缆车道上的车厢一个接一个,都装载满满。
  在生命离开身体的同一瞬间,身躯归属死亡。废弃的灯盏,箱包,地毯,门把,窗框。泥地,沼泽,溪流,山脉,云彩,天空。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,我们继续为这死亡世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包围环绕。纵然如此,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,还是有什么东西会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。至少在情况确定之后,尽最大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我们的视野。在大型医院里,不仅把尸体藏在单独的、远距离隔绝的房间,去往那里的通道也是隐蔽的。有专用的电梯,专用的地下室通道。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,身旁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严实。当尸体要抬出医院时,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。在教堂墓地那儿,为他们备有单独的没有窗户的房间。在举行葬礼仪式时,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柩里,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,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。从实用目的出发,很难看出这类先进的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。比如,推着这些死者的尸体经过医院所有的过道时,大可不必加以遮盖,从医院抬走时也用一般的出租车就是了。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风险。一个老人在电影的放映当中断了气,尽可以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电影放完,待到第二部电影结束也未尝不可。一个老师中风猝死在校园,没有必要马上、立刻开车抬走。让他躺在那儿等校工有时间再来料理好了,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,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。或许会有一只鸟儿飞来停在他的身上,这里啄啄,那里啄啄,这又有何妨?是否等他入了土情况就会好得多,就只因我们看不到那一切?其实只要死者躺在那里不碍事,就毫无理由这么匆忙行事,他们也不可能再死一次。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,这种处理方式应当是更为有利。在长椅上和月台上冻死的露宿者,从高楼和大桥纵身跳下的自杀者,从自动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,坐在自己车上死于车祸的人,在城里待了整晚后因酒醉恍惚掉进湖里的年轻男子,被公共汽车拖拽到车轮下的小女孩,对这一系列的死者,为什么都是那么急匆匆地把他们赶快掩藏起来?为了合乎礼仪?等女孩的父母亲在一两个小时以后赶来看上一眼,可能更合乎礼仪。她躺在出事地点旁边的雪地上,破裂开来的头颅和完整的身躯,浸满鲜血的头发和洁净的羽绒服。向世界敞开一切吧,像她那样躺在那儿,这本无什么秘密可言。而在雪地上的这么一小时,却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。一座城市不将其死者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,看着他们横尸大街小巷,在公园和在停车场,这就不是城市,是地狱。这地狱以一种更现实主义和更深入真实的方式,反映出了我们生存的条件。但这又怎么样呢,我们原本是知道这个现状的,只是不愿去看它罢了。由此,将死者驱除在外的集体做法就是一个明证。
  然而,究竟要摒除什么、驱走什么,却又说不清道不明。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问题,是死亡的现象在社会上的存在太突出,或者太多。报纸或者新闻每天提及多少死者,根据不同情况多少有些变化,但一年半载下来,其数目可能很稳定,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。因为消息总有多种渠道传播开来,无论如何没法避开。同时死亡这一现象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有威胁性。相反,有一些死亡我们还感兴趣,甚至愿意为看它掏腰包。例如那些电影制片公司推出的数量惊人的展现死亡的故事片。如此一来,要将死者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这个做法,就愈发让人难以理解。若是死亡作为一种现象没有让我们惊骇,那面对死去的躯体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觉呢?这一定意味着,要不就是有两种死亡,要不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差距。无论是哪种缘由,结论只归于一个:这两者相比较的实质是,我们对死亡想象的画面如此强烈地刻印了在我们的意识里,以至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死亡展现时不仅感到震惊,同时也会试图用所有的手段去掩盖它。这个结果不是缘于人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,就像教堂的种种仪式譬如葬礼那样,在我们的时代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求得解决,因而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领域,从集体的转向个体—不,我们将死者移至视线之外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争议,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,天经地义。但却又没人能给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一个理由。但所有的人都明白:若是你的父亲在秋天一个刮风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,你会尽快将他抬回屋里,要是办不到,至少你会给他盖上一条毯子。但这种冲动不是我们对死者唯一的做法,跟掩藏尸体一样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事实,它们总是被尽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。一家医院把死者的尸体往上搬,停尸房和火化房都建筑在房屋最高的一层,这几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。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。将这同样的原则换到处理这种事务的单位,则会是:一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置在八楼,但殡仪馆就不行。所有殡仪馆的办公地点都在尽可能接近街边草坪的地方。很难说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。很可能是受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传统习俗影响而产生的观念。譬如,地窖阴冷,自然最适合保存尸体。但以此原则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现今时代,也绝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向建筑物的高处搬,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,好像高度与死亡两者互为排斥。似乎我们有某种潜在的直觉,一种藏于心底深处的情结,我们的死者必得下行于土地,落叶终须归根。
  看来死亡经不同的渠道被分为了两类。一类与隐秘、沉重、土地、污秽和黑暗有关,而另一类与开放、轻盈、天空、洁净和明亮相联系。在中东地区某城市,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被枪杀,在那一瞬间父亲试图将孩子拖出子弹的瞄准线之外。照片中他们两人身体紧紧缠裹在一起,照相机刚好捕捉到子弹穿射进肌肉时身体战栗的一刻。照片传送至环绕着地球的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的一个,接着传遍了全世界的电视台。从这里又一张有关死亡和濒临死亡的图像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意识。这些画面没有重量,没有夸张,没有时间和地点,也与这些身体曾经来自哪里毫无关联。它们不属于哪里,却又无处不在。绝大多数图像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停留片刻,但其中一些出于某种原因将留驻在我们脑海里的黑暗之中。一个滑雪者从高处俯冲时出了事故,划破了大腿上的动脉,顿时血流如注,她身后洁白的雪坡上一道鲜红的血痕拖曳而下,在她身体停止滑行前人已气绝身亡。一架正起飞的飞机,在爬升时两个机翼着了火。郊外的屋顶上是湛蓝的天空,就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面,飞机爆炸成了一个火球。一个晚上,在挪威北部的海湾外有一艘渔船沉没,船上七个水手无一幸免。对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,因为这是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。天气平静无风无浪,也没有船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,它就这么消失了。当天晚上有电视台派出直升机到出事地点做进一步勘察,拍出的画面上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海。多云的天空下,灰绿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,缓慢而沉重,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,保持着自己的另一种节奏。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,看到了这一切。那会儿很可能我的父亲正在外面的花园里干活。我注视着屏幕上的海面,没有听到播音员在说什么,突然一张脸的轮廓从那里冒了出来。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,或许几秒钟,但时间长到足以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。在脸孔消失的同一瞬间,我站起身来,我要走出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这事儿。我母亲上夜班,哥哥在踢球比赛,其他的孩子不会听我说的,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。想到这里,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梯,把脚塞进鞋里,手臂插进夹克衣袖,打开房门出去,绕着房子就开跑。我们是不允许在院子里跑的,所以在快进入爸爸的视线之前,我放慢速度,开始走起来。他站在房子背后,在下面将开辟成蔬菜园子的地方,用手里握着的大铁锤敲打着一块突起的山石。虽然钻孔只打了几米深,踩在他脚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,还有他身后院篱外的一片枝叶浓密的楸树,给山坡罩上了一层昏暗,往下一直延伸到低处。当父亲直起腰向我转过身来时,他是一张几乎完全黑沉着的脸。
  但我仍然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揣摩他。不只是看脸上的表情,还有整个的形体姿态,不用去解读他的思想,而是凭直觉。
  他放下铁锤,摘下手套。
  “怎么啦?”
  “刚才在电视里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。”我说,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脚。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邻居砍下了一棵松树,空气里充盈着石墙外的树桩散发出的浓烈的松树清香气味。
  “一张潜水员的脸?”爸爸说。他知道我对潜水员有兴趣,他就不能想想,我跑到这里来可能是另外有感兴趣的事告诉他呀。
  我摇了摇头。
  “这不是什么人的脸,是海里的一张画。”
  “一张画,我说你呀。”说着,他从衬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。
  我点点头,然后转身就想往回走。
  “等等。”他说。
 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,然后低下头去直到香烟够得着火。火苗给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个明亮的小圆圈。
  “这么说,”他开口了。
  在深深吸了一口后,他把一只脚踏在山岩上,朝着路的另一边远处的森林凝视。当然,或许他注视的是那树木上方的天空。
  “你看见的是一张耶稣的画像吧?”他说,他抬起头来望着我。要不是这友好的语气,这长时间静默后的提问,我会以为他是在嘲笑我。我是个基督教徒,他感到有点难堪。他对我所有的希望就是,我不要另类,要跟其他的孩子们一个样。在这片住宅区里,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的小儿子一样,称自己为基督徒的。这是件真正让他弄不明白的事。
  我感到惊喜,因为他其实是在意我的。同时又有点小小的失落,他是这么低估我。
  我摇摇头。
  “不是耶稣。”我说。
  “这个回答还差不多。”爸爸说,他笑了。在山坡上面的最高处听到一阵轻微的自行车轮碾压在马路上的声音,声音越来越强。住宅区的一片寂静中,这低低的、摩擦着地面的嘶嘶声响,化为了一阵阵嗖嗖声。当自行车轮在我们远处的路上滚过去时,声音清晰可闻。
 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烟,然后把还没完全熄掉、还冒着烟的烟头,扔到了院篱笆的外面。 咳嗽了几声,戴上手套,又把铁锤握在手里。
  “别再想这事了。”他说,他抬起头来望着我。
  那个晚上我八岁,父亲三十二岁。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,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,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。譬如,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,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,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。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,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、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,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。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,不可能抓住要点。“家庭”是一回事,“仕途”是另一回事。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。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,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。他已结婚十二年,在中学当老师,教书八年。他有房有车,有两个孩子。他被选入市政委,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。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,很有成绩,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。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。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,对此我一无所知。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,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。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,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。对这一点,我深信不疑。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,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,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,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,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。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,每天的报纸、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,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。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,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。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,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。他历史学得不错,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。换句话说,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,又都略知一二,只有教育学除外。他就是这样,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。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。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,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。同样,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,也是教师。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,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,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。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,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,是70年代中期。他捶击着岩石,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,他充满信心。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,我首先明白的是,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,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,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。要了解世界,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。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,比如分子、原子,会觉得看不清,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。若是天体系统、河流三角洲,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,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。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,一切便释然了。这个释然,就是知识学问。整个儿童、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,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,这一个位置。我们读书,我们学习,我们经历,我们不断地修正。于是这一天来到了,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,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。到了这时候,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。它不再遭遇障碍,一切就绪。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,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。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,我们已是四十岁,五十岁,六十岁……意义需要充实,充实需要时间,时间需要敌人。知识是距离,知识是稳固恒定,知识是意义的敌人。换句话说,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:其一,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,毫无预见性,怯生生的惶恐;其二,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,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,不断地、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。
  ***
  这天晚上万妮娅出生了,她躺在那儿瞅着我们看了好几个小时。她的眼睛像两盏黑色的灯笼,身体血糊糊的,长长的头发粘贴在头皮上,当活动的时候,是一种爬行动物般缓慢的蠕动。她伏在琳达的肚腹上看着我们,好像是从树林里望着我们。我们无法将视线从她身上挪开。从她身上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?安静,严肃,深不可测。我伸出舌头来,有一分钟那么久,于是她也伸出舌头。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未来如此地充满信心,就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快乐一样。现在她四岁了,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化。她的眼睛机灵警觉,瞬间会从满心高兴变成满心妒忌,从极度愤怒转而极为伤心,她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过于狡黠,可以蛮横到肆无忌惮的地步,甚至让我终于失去耐心。我可能站起来向她一阵怒吼,或者抓住她使劲摇晃直到她哼哼唧唧地哭泣。但她常常只是笑。上一次这样的时候,我气得不行,使劲摇晃她,而她只是笑,大笑。我忽然慌了神,立刻想到要去摸摸她的胸膛。
  她的心脏跳动着。啊,我的天,它跳动着。
  这是2008年3月4日。早上还差几分八点。我坐在书房里,周围满满的书籍从地板堆到了天花板。听着瑞典林子乐队(Dungen)的音乐,一边思考着我写下的东西以及如何再往下走。琳达和约翰躺在旁边的屋里睡觉,万妮娅和海蒂在幼儿园,是我在半小时前送去的。户外高大的希尔顿饭店还驻留在阴影里,饭店正面的三面玻璃竖井电梯一直上上下下。饭店旁边是一幢红色的砖结构房子,可从所有的柱子构架与拱形门洞判断,这一定是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的建筑物。从那儿再往前去,晨曦的朦胧之中显露出了治安官公园的一角,树枝光秃,草地青青,尽头处一幢70年代的灰砖房挡住了视线,不情愿地将视线从那儿调开朝上望去,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蔚蓝晴空。
  在这里居住一年半以后,我熟悉窗外的景色,这是日复一日积攒的印象,但我与它们并不相干。这里我看见的东西没有一样对我有意义。或许我寻觅的正是这个,因为在这种与我无关的环境确实是有意义的。我喜欢这点,或许甚至我需要这样,不过并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去这么做。六年前我在卑尔根写作,虽然没想过要在那个城市过一辈子,但我既没有计划要离开那个国家,也没计划要离开那时与我成婚的妻子。相反,我们想到未来将会有孩子,或许搬到奥斯陆去,在那里我要写更多的小说,她可以继续在电视和电台工作。但我们说及的未来,实际上只不过是我们当时生活往后的一种延续,每天固定的生活计划,同朋友与认识的人共进晚餐,外出旅游,去看望自家父母和对方的父母,还加上我们想到要小孩,但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而事情却发生了。突然有一天我到斯德哥尔摩去了,原只打算待几个星期的,出乎预料地,这便成了我的一生。不仅是改换了城市和国家,也改变了所有的人。很奇怪我这么做了,而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几乎没想过要这么做。我怎么来到的这里?为什么会是这样?
  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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